长篇小说《群山呼啸》是现实主义的力作，全面、立体、多层次、深度地镜像了从晚清到抗战半个多世纪大别山地区革命历史进程的波诡云谲和艰难复杂。小说的叙事诗学获得了多重意蕴与较多的创新突破，充分体现了作家季宇的艺术才华和家国情怀。

首先，纪实与虚构交相辉映的叙事诗学建构。熟悉季宇的人都知道，其文学创作擅长两副笔墨：虚构与纪实。虚构类如《新安家族》《当铺》《最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猎头》等，从先锋笔法到现实主义书写，均有广泛而深入的涉猎，在家族、革命、历史、现实等题材领域颇多建树。纪实类如《淮军四十年》《段祺瑞传》《燃烧的铁血旗》等，亦取得了重要收获。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群山呼啸》则建构了融纪实与虚构为一体的革命叙事诗学：历史背景、时空框架、事件、人物等很多都是历史的真实，但这部小说却不是纪实叙事，而是将纪实性元素有机地融入虚构的叙事情节和链条中，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感，也深具历史的真实性。

因此，季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次赴大别山区实地采访，查阅了数百部革命历史的书籍资料，在创作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这些硬核的功课，让小说的叙事建基于深厚的历史真实土壤之上。小说中的主要地点“霍川”是虚构的，人物贺文贤、贺廷勇、龚雨峰、彭兆栋、卫登辉等是虚构的，贺、卫两家的家族情仇也是虚构的。然而，这些虚构的故事、情节、人物的后面却是真实的历史场景。小说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革命斗争、主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小说中大别山区的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小说中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我党的主要人物等，都是真实的。《群山呼啸》让虚构和纪实不着痕迹地交融在一起，两副笔墨交相辉映，获得了叙事美学上的成功。

其次，革命涵纳家族与个体命运的叙事追求。有评论称《群山呼啸》“重温《白鹿原》式宏大家族史诗”，此言不谬。可细究起来，《群山呼啸》的家族叙事和《白鹿原》的家族叙事表面上看有其相似性，实际上二者在叙事追求和美学呈现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白鹿原》的叙事主体是家族史，在陕西白鹿原上生活的白、鹿两大家族因为时代的沿革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上演了家族兴衰及家族中个体命运的变迁史。在此过程中，儒家文化的式微、传统家族文化、血缘、宗法、伦理的崩塌，是小说叙述的重要叙事指向。小说中的革命叙事，尤其是小说中白、鹿两家后人在汹涌而至的革命形势面前所走的不同道路及其命运，不是为了表现革命的正当性、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而是为了展现革命到来后家族及其成员的历史命运。在叙事诉求上，家族叙事才是核心。从小说的命名就可见叙事诉求的不同。《白鹿原》侧重于渭河平原白、鹿两个家族的生存史，进而通过家族史隐喻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命运史。

《群山呼啸》虽然也是以贺、卫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为线索，也貌似在革命情势下演绎贺、卫两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但其叙事追求却并不在此。小说侧重于表现大别山群峰中蕴藏的澎湃革命理想、激情和力量，所以小说名为“群山呼啸”。从叙事诗学上来看，家族叙事尽管是小说的主线索，但并非是叙事的根本目标。小说中的家族及其家族中的个体命运叙事服膺于革命叙事语法，即革命涵纳家族及其个人命运的叙事诗学。

再次，人物带动情节、故事的非线性叙事。小说的结构没有采用线性的情节故事，而是采用以人物为中心的“团块状”叙事，这与习见的故事叙述有很大的区别。

这样的叙述，一方面凸显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带动了故事，主要人物性格鲜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代人的革命道路和故事。“爷爷”贺文贤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灵魂裂变和精神涅槃。“大伯”贺廷勇则是年轻一代的革命者，直接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小说的最后两代革命者终于在抗战的时代形势下历史地合在了一起，完成了精神信仰的汇聚。另一方面，人物带动情节的叙事，为了让人物的经历、故事的交错不致紊乱，当以人物为章节的标题时，都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这些章节并非是按照时间顺序线性排列的，而是时间随着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变化交叉、往复、重叠或有意并置。小说从“大伯/1926年”开始，中间穿插“太爷爷”和“奶奶”的经历和历史事件，让历史回到晚清时代的家族恩仇。显然，这样的非线性叙事赋予了文本比较大的叙述自由度，并且每个章节的故事留有悬念或伏笔，其草蛇灰线在通读全文后才能意脉贯通。

与此同时，小说采用了贺家第四代子孙“我”的叙述视角，通过“我”的讲述和追溯将革命年代的信仰、理想、人物、故事和当今时代产生意义关联，从而让历史照进现实，这样的书写不仅仅是更加亲近的体验式叙述或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是让历史和现实产生映射和互文，从而让历史的正当性、复杂性、苦难性、艰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认知和启迪的意义。

革命历史的当下叙述，在今天的思想语境建构中尤为重要。如何让革命历史所蕴藏的思想、精神、信念以审美感知的方式融入大众的心灵，是当下文学直面的重大课题。季宇最近几年在革命叙事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最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还有这部《群山呼啸》，都以非同寻常的艺术完成度实现了革命历史的崭新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