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刘”的由来你知道吗?“三刘”指的是谁?

一个人开始回忆往事,是不是表明这个人已经老了呢?是不是或多或少有些悲哀呢?然而,有些事如果当事人不回忆,别人不会当回事儿,大约也没兴趣回忆。就算偶尔片鳞半爪地提及,也不一定确切。比如曾在文学界流传的“北京三刘”的由来,别人就很难说清,还是由我来回忆好一些。

据我所知,是北京“劲松三刘”的说法在前。“三刘”分别指的是:小说家刘心武,评论家刘再复,诗人刘湛秋。恰好三位作家当时都居住在北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又都姓刘,有人大概觉得这也算一个噱头,就把他们打包写进了文章里。好在劲松是个不错的意象,用劲松概括“三刘”,读者读到的也是褒扬的意思。尽管他们后来各奔东西,但一提“劲松三刘”的标签,大家还是很快就能记起他们的名字。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自从有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人们总愿意拿三说事儿,好像三本身就代表万物,甚至代表无限,说起来比较省事儿。于是,有了“劲松三刘”不够,又有人在更大范围内把刘恒、刘震云和我撮堆儿,“北京三刘”的说法也出来了。当然了,任何说法都不是凭空而来,都会有一些依据。之所以把我们三个刘氏兄弟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北京文学》发了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刘恒发表的是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刘震云发的是中篇小说《单位》,我发的是短篇小说《走窑汉》和中篇小说《家属房》。从我所保存的报纸资料里看,第一个在文章里说到“三刘”的是作家许谋清。

许谋清写“北京三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90年2月13日《北京日报》副刊“广场”的头条位置,题目是“《北京文学》和北京作家群”。他在文章里列举了刘恒、刘震云的一些作品后写道:“有人说叫‘二刘’也可以,说叫‘三刘’也不是不行。热心的读者在刊物中还可以发现,还有一个刘庆邦。他的年龄比‘二刘’还大一点,正在走向不惑。一个作家的成熟,不能简单的以年龄而论。”

从文章里的口气不难看出,把我与“二刘”相提并论是勉强的,对我来说,把我列为“三刘”之一有忝列之嫌,颇让人有些捂脸。可三的神秘魅力再次显现出来,这个说法还是很快传播开去,并从北京传到了外地。时任吉林《作家》杂志副主编的宗仁发为了呼应这个说法,与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王必胜共同策划,要在《作家》做一个“北京三刘作品小辑”。为此,宗仁发在1992年3月31日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仁发在信中说:“请仁兄及另外二刘给《作家》捧个场,这个主意是我一月份在必胜家与必胜议定的,为不落空,我委托必胜在京督阵。不知仁兄的稿子可曾写出?最好是每人一篇小说,然后一篇自传或创作谈(短些即可)。我想发在八月号上,开一个栏目,北京三刘小辑。时间已不宽裕,望仁兄别光琢磨,要立即行动!”

不知为何,仁发在当年的八月号上推出小辑的计划未能实现,直到1993年的二月号,小辑才在《作家》头条推出。在小辑里,发的是刘恒的中篇小说《夕阳行动》和创作谈《警察与文学》;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和创作谈《狭隘与无知》;我的短篇小说《水房》和创作谈《关于女孩子》。震云的小说后来被冯小刚拍成了电影,我的小说被当年的《新华文摘》选载。在同一个小辑里,王必胜还为我们三人写了数千字的“作家印象记”,题目是“‘三刘’小说”。

要知道,《作家》是一本一直坚守文学立场、保持文学尊严、在全国文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有了《作家》的小辑,我们的知名度仿佛有了规模效应,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如果说《北京日报》上的说法还是一个新闻信息的话,《作家》杂志上的“北京三刘作品小辑”,无疑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有公信力的文学信息。果然,这个信息很快得到了文坛的认同,遂产生了一些后续的效应。有出版社张罗着给我们出三人的作品合集,《北京文学》也有了给我们出作品小辑的计划。我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作品合集后来没有出成。《北京文学》出作品小辑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其原因我倒是听说一些,说是北京的刘姓作家太多了,比如还有刘绍棠、刘毅然、刘索拉等,绝非一组或两组“三刘”所能概括。而如果打破三人组合模式,扩大成刘氏作品专号的话,恐怕一期刊物都容纳不下。说着说着就成了笑谈,只好作罢。

关于“三刘”的笑话还有一些,我略举一例,聊博朋友们一哂。“三刘”的说法传开以后,连我当时供职的《中国煤炭报》的一些同事都知道了。有一位副总编,只听其音,不知其字,把“三刘”的刘字理解成流水的流。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山东某大型煤矿企业去开会,副总编向企业的董事长介绍我说:这是我们报社的刘庆邦,副刊部主任,业余时间写小说,他被称为北京三流。如果副总编只介绍到这里,流水无痕,也就过去了。副总编大概怕董事长不明白,又解释了两句:刘庆邦在北京虽然算不上一流作家,说三流作家还是可以的。我怎么说?我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我说这个刘不是那个流,容易把话说多,显得我小气,太看重名声。再者,我要是忍不住加以解释,会给副总编的面子造成尴尬。我宁可自己尴尬,不能让别人尴尬,我只有点头,说是的是的。

我们哥儿仨都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刘恒1954年出生,震云1958年出生,我生于1951年腊月。时间一晃儿,我说的都是三十年前的话了。刘恒后来写了小说写电影,写了电影写话剧,写了话剧写歌剧,每样创作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曾为刘恒写过一篇印象记,题目是“追求完美的刘恒”,在《光明日报》发了一整版。震云的每部小说差不多都被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对全国的观众构成了大面积覆盖,线上线下的“云粉”不计其数,把震云牛得不行不行的。和他们二位相比,我在名和利两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虽说开始写作比他们早,却不如他们出道早;我虽说年龄比他们大,但才气和名气却不如他们大。之所以旧话重提,我没有任何蹭热度的意思,若干年后,再若干年后,也许可以看作一点文学资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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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q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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